试分析朱熹理气论的基本思想。

朱熹的理学教育作用论：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因素构成的，理是精神性的范畴，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目的，气是物质性的范畴，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也是理的载体。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封建的人伦就反映了天理的内容，明人伦就是体认天理，穷尽天理。自然万物都含有一定的理，依靠人本能的心灵之知，通过接触，体认事物，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则，这个认知过程叫“即物穷理”教育作用一是“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教育作用二是使“道心”支配“人心”也就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复性”。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四部经典著作的出现标志了中医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中医学的临床学原则――辨证论治也已形成。理、法、方、药体系与辨证论治原则是统一的，理、法、方、药体系是辨证论治的基础，辨证论治是理、法、方、药体系的实践展示。
中医学的临床实践方式是辨证论治，而不是辨病论治，这是由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中医学对疾病现象不是采用实证方法去认识的，所以在临床实践中就无法去针对实证的病因和病理进行治疗。
辨证论治从本质上说是着眼于外在临床表现的有机组合对疾病给出判断，进而针对这一判断进行治疗。某种疾病虽然病因与病理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受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它的外在表现却是变化不定的。因此某种疾病在演进转归过程中，其临床症状，体征的组合就不会不发生变化，由是，不论何病，在临床上就会出现不同证候类型的先后演替。辨证论治直接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证候类型，最终则是通过治疗不同的证候类型完成治病的目的。
根据辨证论治这一实质过程，可以反映出以下的基本精神：
首先，辨证论治既强调从客观的临床表现出发，这坚持了唯物论原则；同时也强调从临床表现的联系出发，这又坚持了辩证法的精神。从辨证论治的本质要求看，单一的临床症状或体征，无法确定其性质，所以便无法施治。只有把各种症状、体征联系起来，才能反映出规律，也才能为施治提供依据。因为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互相联系的，所以从事物联系出发，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同时，辨证论治还强调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认为不同的人虽患同一种病，但是病情表现不会完全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患同一种病，病情表现也会出现差异；而不同的人所患不同的病，在某一阶段又会出现某种共同表现，如此等等。对此，辨证论治强调从证候的异同给以不同或相同的治疗。在如何处理同一与差异的问题上，辨证论治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具体针对性，从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考虑，现象的相同或不同，往往反映的是本质上存在同一和差异，而根据本质的同一和差异给以相同或不同的治疗是合理的。
另外，辨证论治也主张定性与定位结合。“四大经典”提出了辨证论治原则，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后世又发展完善了各种辨证方法。这些不同的辨证方法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其中八纲辨证是定性的辨证方法，而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等则是不同的定位辨证。只有定性辨证与定位辨证相结合，才能保证诊断的方向正确和具体针对性准确。体现了原则性与针对性的统一。再有，辨证论治虽然强调证候类型性质的确定性，但是并不排斥某一证候之下症状和体征的多样性。所以虽然同一证候类型，但是组合这一证候类型的个别症状和体征都可以互不相同。正由于这样，针对同一证候类型的方剂是可以数量很多的。即使同一方剂，其不同的加减化裁也变化多端。这说明辨证论治这一中医临床学原则不是刻板的教条，而可以灵活应变，其适应范围是极为广泛的。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辨证论治既是有效治病的规范，其中有其宝贵的科学内涵，同时又以其独特性表现了民族智慧的鲜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