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刑事古典学派以（）论基础，主张刑法的报应性质。

在刑罚宽严的问题上，朱熹力主“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第一，主张恢复肉刑，“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脏满之类者”。如果恢复肉刑，虽然摧残了人的肢体，却保全了他的性命，且又不能继续作恶。这是“仰合先王之意而不适当之宜”的办法。
第二，限制赎刑。他认为，原来规定的赎刑，只适用于轻罪。“罪之极轻，虽入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方议者。”后世出现的“赎五刑法，非圣人意也。”如果重罪仍适用赎刑，结果是有财者杀人伤人而可幸免刑狱之苦，无幸者又何其不幸。因此，对赎刑的使用必须严加限制。
第三，严惩“奸凶”。朱熹主张，对于危害封建统治的“奸凶”要迅速加以惩处，决不宽贷。他说：“早正典刑，使奸凶之人，不得以迁延幸免。以“以严为本”为原则，朱熹还要求维护封建等级制，审理案件须分清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的区别，然后才判断其是非曲直。他向皇帝建议：“臣伏愿陛下深诏中外司政典狱之官：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不幸至于杀人者，虽有疑虑可悯，而至天奏谳，亦不许辄用拟贷之例。”由此可见，朱熹的“以严为本”，最终是以维护纲纪伦常为其根本原则的。为了维护纲纪伦常，他不惜抛弃“直”与“不直”的是非界限，混淆罪与非罪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