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孝文帝对正统法律思想的吸收。

一、“齐之以法，示之以礼”
孝文帝说：“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强调礼具有根本法的性质，对法律有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孝文帝以礼的原则来审视立法、司法，决定法的兴废弃取。
二、“法为治要”，慎刑恤刑
孝文帝认识到，法律为国家“治道之实要”。在法制建设中，孝文帝还以儒家的慎刑恤刑思想相标榜，废止了一些野蛮残酷的狱刑制度。在狱政管理方面，孝文帝反对滥施刑讯和留狱。
三、“教随时设，政因事改”孝文帝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从社会思想发展的规律来看，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寓法于礼；注重伦理纲常，维护等级特权；倡导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到战国后期，这种政治现实给予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以强烈影响。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一方面他赋予礼以新的内容，使之成为划分和维护封建等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又主张将礼法融合起来，使之成为相辅相成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两种统治工具。
秦王朝建立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在文化思想上实行“统一”，特别对儒家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儒学遂一蹶不振。
在西汉初期，统治者终于找到了“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获得暂的成功。汉初统治者在提倡黄老学说时，也兼采儒、法各家的思想，以期更有效地统治天下。董仲舒，是西汉中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人称“汉代孔子”。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备而又最系统地神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全面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的思想家。他所创造的新儒学已不同于先秦的儒学，它以儒为主，儒法合流，并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

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第七代皇帝，主张汉化而又颇有作为，他汉化的“核心”是“文治”，中心任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采用汉族的先进制度。他的法律思想表现为：
（1）“齐之以法，示之以礼”，他适应法律儒家化的趋势，强调礼时法的指导作用，反对重刑重罚，如严惩不孝，“存留养亲”，废除“裸形”处斩。
（2）“法为治要”慎狱恤刑，他以法律推进改革，又以恤刑标榜，如废“门房之诛”。
（3）“教随时没，政因事故”，他改变了拓跋的劫掠之风，行班禄制，颁《职员会》，行“考绩法”等。

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之所以能将在汉初统治半个世纪之久的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取而代之，除了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即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外，就其内容而言，还因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的法律思想中，如“君权神授”理论，“三纲五常”的立法、司法原则，“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等内容，更能适应汉代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更符合汉代这一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发展态势。虽然，这一正统法律思想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非正统法律思想的挑战、冲击，如汉昭帝时“盐铁会议”反映的正统与非正统法律思想的冲突，西汉末年及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桓谭、王充等对正统法律思想中神学内容的批判等，但总的说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法律思想自汉武帝时取得正统地地位，其“正统”的地位，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一千余年而不改变，成为中国法律细想发展史中的一大特异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其诞生之初，对中央集权的巩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隋唐以后，其积极作用已被消极作用所取代，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这一点，也是我们研究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时所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