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认为治理国家不外乎政教两件大事。但是二者有先后本末之分，论先后，他认为，教育在先，政治在后，谈本末，“则政本也”。

齐国的管子学派也提出了“强本禁末”的主张，并把“不好本事”和“末产不禁”看作是田野不辟、仓廪不实，“国贫而用不足”（《管子·七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也有“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管子·权修》），这类农与商、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排斥的理论观点，但在政策、措施方面却主张对商业采取一些宽容乃至扶持的做法。它主张征工商税要合理，从轻：“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征于关者，无征于市；征于市者，无征于关；虚车无索，徒久无入，以来远人”（《管子，问》）。在理论上，管子之学对分工和市场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它强调：“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等等。它还认识到市场能为生产者提供信息，从而能对生产起指导作用。它说：“市者可以知治乱，知多寡。”在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生产者就可以“生于虑，成于务”，进行正确的决策和安排相应的经营活动。
管子之学虽然也常有把“末”同商联系的情况，但在具体谈论“本”“末”的矛盾时，更多地是以“末”指制造奢侈品的手工业和经营奢侈品的商业。禁末的矛头也主要是指向它们。它所说的本，虽然也主要是指五谷之农或粟帛之农；但又不对五谷之外的农业抱消极、歧视的态度。它认为富国、富民不仅要“务五谷”，也要“桑麻植于野，六畜育于家”以及“瓜瓠、荤菜、百果具备”（《管子·立政》）。他也有“禁山泽”的主张，但并非为了“利出一空”，而是为了在动植物萌生、孵育季节禁止入山泽采伐捕捞，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的思想。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在性质上又是相反的，二者并存，必然不断发生互相排斥、互相限制的情况。因此，法家商君学派认为从农所得的利和富是本利和本富，而一切从非农得利、得富的行业处于同“本”相反的地位，应在禁限之列，最初这还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因为它们在宣扬“利出一空”时，把从事“诗书、言谈”以得富贵的人和事也置于禁限之列。但是，“末”既然是和利相联系的，它主要还是指经济方面的事物，尤其是指商业和独立手工业这些属于商品经济的行业。
“禁末”的主要对象是商贾、技巧之人，其政策措施是“重关市之赋”，征调徭役要使“农逸而商劳”，禁止粮食进入商品流通，乃至“废逆旅，贵酒肉之价”（为行商的食宿制造困难）等等。其理论基础是“金生粟死”（《商君书·去强》）的论点。“粟”指农业，“金”（货币）则代表同商品、货币经济相联系的工商业。即工商业的增长必将导致农业衰败和根本破坏。
此外，在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一些其他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如所谓“虞、衡”（在水泽及山林中从事捕捞、采伐等生产）等，在农业领域也有“园圃”、“漆林”等培育经济作物的行业。这些经济活动，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同农业有赢利大小的不同和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商君学派要求由国家统一管制山泽。

到战国末期，法家的韩非学派进一步把末与工商业等同起来。他不仅把工商看作妨碍农战的，还把工商业看作不生产的。他把财富的一种具体形式－粟－看作财富存在的唯一形式，因而把凡是不能生粟的劳动或行业，都看作是不生产的劳动，不生产的行业。他宣称：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趋末作（《韩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