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北朝的社会背景，阐述北朝文人书家继承旧体与南方文人书家追求新风的差异。

元代为异族统治时期，汉人地位低下，大批文人有辱于夷狄之变，感到极不得志，对国家失去信心，于是他们归隐山林，以求解脱，在艺术上，他们崇尚老庄思想，不受尘俗影响。元代初、中期，书坛受赵孟頫书风的影响，隐士一派书风被淹没，元初以来，作为南宋旧都的杭州，一直延续了江南文化重镇的地位，太湖地区的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杭州文化圈与苏松地区的交流日益密切。元代后期，很多文人因避战乱，纷纷入吴，这些人的书风不受赵氏的影响，表现出一种超出物外、矫矫不群的精神气质，书法风格或怪异奇伟，或简淡静逸，成为元代书法不可忽视的一脉。
代表书家有吴镇、杨维桢、陆居仁、倪瓒四家最为典型。
吴镇草书受晚唐书家高闲的影响，所作草书颇有怀素之风，清俊流走，高逸拔俗。
杨维桢书法奇诡不凡，行草书中见章草笔意，刚健爽劲，同时以游离于汉晋书风之外。点画狼籍有乱世风，号称乱头粗服。其书法是对元代书坛崇尚晋唐书风的一次抗争与反判。
陆居仁，书法表现出一种散淡情怀，多得二王笔及怀素笔意，有冲和之风，中锋行笔时同渴笔，燥润相生，可见其心态的轻松与用笔的率意。
倪瓒的书法多见于题跋，以小楷见长，字形偏扁，以隶法入楷，深得魏晋人笔意。是元代隐士书法中高逸一派的典型代表。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经济落后，故而书法发展滞后，依旧沿西晋质朴的老路，而未能象南方东晋的书法发展出一条全新的局面。南方禁碑时，北方无禁令，仍然在大规模的立碑，造像，构成了北朝庞大的刻石书法体系。由于崔卢两门书法受到重创，不像二王书法能够形成体系形成代代相传，致使北方的书法发展受到阻碍。
北朝的书家多与题榜、抄经、写碑、蒙童相关，偏重实用的功效，显然使北方的书家在情性的发挥上远逊于南方书家，而擅长行草书的书家也未能确立领袖的地位，北方文主书家与南方文人书家相去甚远，故竟以南方的王羲之为崇拜的对象。南方的书家一到北方，便陷于书写碑碣之中，而无法自拔，悔恨不如不知书。正说明南北文人书家对于书法认识的差别，以及北方偏执实用书法一端的史实。

南朝书法由于对二王传统的继承、弘扬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到宋到梁初，书坛被王献之书风所笼罩，趋于古质的王羲之书风受到冷落。从梁武帝开始，由于他力推王羲之，小王风气开始消减，钟繇、大王风气又相继崛起。南朝书法以文人书法为主流。
北朝刻石表现出粗犷质朴、天姿纵横的风貌，用笔上显方峻、峭厉之感，不修边幅而自有情趣，是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审美典型，与南方的蕴籍含蓄、潇洒流丽的文人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北朝的书风是其社会环境、地理条件、时代文化等诸因素所共同形成的，并非书家个体主观上的审美追求。因而与钟繇变楷体、王羲之变革钟法而形成新的书风有着本质的不同。北朝的刻石书法并非都是精品。金石家对碑刻金石味的追求是从清朝开始的，并非是从北朝就有“碑学”之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北朝碑刻的雄浑、残破、斑驳、是自然条件形成的结果，是非自觉的产物，因而不能把北朝石刻的艺术价值与清代“碑学”自觉开掘书法美混为一谈。可以这样说，北朝碑刻既存在于客观的历史情境中，同时又存在于不同时代对它的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