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论述儒道释思想对苏轼文论的影响。

第1题：

试述苏轼文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苏轼一生由于有着丰富而精湛的文艺实践，又有儒、释、道兼容的文化哲学，更具有文学艺术的自由创造精神，所以，他的文艺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家。
（1）追求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
（2）创作主体的“空静”及对“常理”的把握。
（3）“有为而作”与自由“达意”的创作论。
（4）崇尚自然天成之美，追求风格的自由变化。
（5）诗画一律与传神入化的诗境特征论。
略

第2题：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味论”主要受到（）思想影响。

• A、儒家
• B、道家
• C、墨家
• D、法家

第3题：

论述文艺复兴对管理思想的影响。
文艺复兴冲破了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封建教会的束缚，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使人类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得到蓬勃发展，为管理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
1、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针对封建教会对人性的扼杀，“人文主义”者提出“人”是世界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要求一切以“人”为本，发展“人”的事业。从管理思想的意义上说，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成果是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有了思想和社会的基础。管理要靠人，管理要研究人，管理要服务于人，管理思想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境界。
2、科学得到发展，知识的地位上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管理从经验走向科学提出了要求与可能。“人为主义”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及拥有知识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提高。这一社会氛围，对管理思想的科学化具有深远影响。
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管理思想的发展。文艺复兴给社会带来了民主、自由、创新的气息，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新的生机。从而使管理的内容、范围、方式、途径等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际贸易、跨国经营、股份公司成为管理的新领域、新模式，为管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略

第4题：

论述文艺复兴运动对管理思想的影响。

第5题：

结合作品论述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第6题：

论述儒道释思想对苏轼文论的影响。
苏轼一生由于有着丰富而精湛的文艺实践，又有儒、释、道兼容的文化哲学，更具有文学艺术的自由创造精神，所以，他的文艺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家
（1）追求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苏轼一生致力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通才，他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之中。这一精神的养成首先得益于包括其父弟在内的“蜀学”的影响，使他能够自由地穿行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诸多学派之中，不为任何一种文化思想所束缚，而能融儒、道、释为一体，用之于人生实践，诗化为文学艺术作品，熔铸成一家之文论。苏轼一生的科举仕途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支柱，晚年看似有归依佛学之向，实则仍不离孔学。苏轼“达”时济苍生，“穷”时不忘济百姓，穷、达之时都能“善其身”，故能获得儒家所追求的个体与群体和谐统一的自由精神。苏轼并不独尊儒学，而是兼综三教。苏轼少年时就开始读庄子，深受其感染，苏轼一生以庄子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艺术精神指导自己的文学实践，获得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规律和谐统一的自由精神。自贬黄州之后，苏轼常与僧道交游，并潜心佛学研究，用佛性解脱心理冲突，化解心灵矛盾，获取精神上的自由，获得佛家所追求的人与自我心性和谐统一的自由精神。苏轼《祭龙井辩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轼正是融三教于一体的大海，他自由地吸纳各种文化思想进行创造，实践于文学和文论，就产生了具有自由艺术精神的文学作品和文论思想。
（2）创作主体的“空静”及对“常理”的把握。苏轼的空静观是融合佛、道谈文艺创作主体的精神修养，是指创作主体要以虚空、宁静的心胸观照事物，把握事物的常理。老庄之道强调心斋、坐忘，用空静之心以应万象的无穷变化之动，把握动静的变化规律和万物的无穷奥理，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由境界。佛学也讲究以空静的方式体悟真如佛性。苏轼强调空静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求物之妙”，因此他又主张“其神与万物交”、“身与竹化”，即神与物游。
（3）“有为而作”与自由“达意”的创作论。在文学创作方面，苏轼既强调“有为而作”，又主张自由“达意”。他从儒家思想出发，强调文章反映现实的功能，既循欧阳修反对时文于“枝词”上用力的形式主义文风，又反对道学家空谈道义的“游谈”。但苏轼的自由创造精神决定了他并不为此类尚实用的思想所束缚，其所谓有为而作之“为”，也不尽指“言必中当时之过”和“有补于国”的实用目的。从他自身的创作实践来看，有为而作之“为”更多地是指为“文统”目的而写作，即为自由“达意”而写作。
（4）崇尚自然天成之美，追求风格的自由变化。苏轼认为，艺术家在了然于心与口与手的自由创造中，必然达到自然天成、传神入化的境地。苏轼也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对苏李、曹刘、陶谢、李杜、韦柳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都予以充分肯定，表示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
（5）诗画一律与传神入化的诗境特征论。
“传神”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审美范式，一切艺术都以传神为最高境界，文学自不例外。
传神论始于庄子，顾恺之论画首倡“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往后便不断为人论及。苏轼反复强调诗画要追求传神入化之美，自有独到之见。首先，要想达到作品传神的化境，作者必须能与物同化，做到“物化传神”。其次，苏轼还从司空图的“离形得似”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二论中，融合生发出“象外传神”的创见。“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说明“物化”并非只观照此物此景而不旁及他物他景；相反，越是能体物之妙，就越是能超以象外而求之。其三，苏轼融合司空图的韵味说，主张诗境的“韵味传神”。《书黄子思诗集后》对司空图的“美在咸酸之外”极为赏赞，并认为黄子思之诗亦有此味，“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又《送参寥师》说“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之至味即在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就是能于象外、景外、韵外、味外传达出不尽神韵，给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的美感。 总之，传神入化的艺术至境的生成，是文艺家自由的生命精神与自由的艺术精神相融合的产物。苏轼崇尚传神论也正是这些精神的体现，并因此丰富了传神论的理论内涵。
略

第7题：

试论述苏轼儒、道、释合一的思想。

第8题：

论述钟嵘的文论思想。
钟嵘的文论思想主要有吟咏情性说、直寻说、三义说、滋味说，分述如下。
（1）吟咏情性说。钟嵘认为，诗歌的性质或基本特征是吟咏情性，即抒发情感、表达个性。创作情性的萌动，又有赖于“气”、“物”的感召，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此，“气”并不直接规定诗，而是经由外物到人的性情再到诗的途径。这是个从外（气、物）到内（人之性情）再到外（形诸舞咏，即显现于外的诗歌、音乐和舞蹈）的过程，这就是文学创作内在化与外在化的过程。
（2）直寻说。所谓“直寻”，就是从感物（此“物”即前述自然景物与人世沧桑）动情之中直接求得胜语佳句，而不是在前人典故或诗作寻词觅句。也就是说，诗歌的创作灵感、素材和语言，都有赖于“物”的感召和“情”的摇动，而不靠用典（用事）。
（3）三义说。
《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三义说是指钟嵘探讨兴、比、赋及其三者关系的理论观点。钟嵘的“三义说”，对传统的“六义说”有所突破而自有新意。他从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特征和“寓目辄书”的思维特征从发，一改赋、比、兴的传统排序，而变为兴、比、赋。这改动不仅突显了六义中“兴”的地位，同时又扩充并深化了兴、比、赋的文论内涵。
（4）滋味说。“味”的本义原指由口腹的欲望满足所获得的生理快感。钟嵘《诗品序》明确提出“滋味说”：“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可见“有滋味”就是指作品在描写外物、抒发情感方面达到了淋漓尽致、尽善尽美的程度。
“滋味”之“味”在在钟嵘《诗品》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动词的品味、品尝、鉴赏，类似于“品”的第一层含义。“味诗”，就是钟嵘对诗的品评方法，所谓“使味之者无极”；二是作为名词的味道、滋味、余味。
略

第9题：

论述中国烹饪思想及其对中国烹饪实践的影响。

第10题：

儒道释三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纵向上的呈现。儒道两家双峰对峙，兼济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