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试述“七千人大会”的背景以及历史意义。

正确答案：

参考答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由总纲、人民、参议员、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7章56条构成，其基本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规定了国家性质。以“主权在民”的原则，建立民主共和国，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第二，规定了国家形式。中华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第三，规定了国家政体。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原则，国家政治体制上采用责任内阁制。规定行政权力属于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院行使;全国的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司法权属于法院。第四，规定了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分”。明确了人民享有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诉讼等权利，并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教等项自由，但须受政府法律限制，并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第五，规定了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法律文件上明确冠以中华民国的国名，虽然表述是“临时约法”，没有使用宪法字样，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由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一般民主自由原则，它宣布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结束，在法律上体现了孙中山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设计方案，在诉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愿望，在观念上促使了民主共和开始深入人心，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在趋势上符合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所以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创举。

正确答案：内容：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全体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将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理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意义：实践上：1统全党认识，实现了革命中心的转移，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2反映了中国革命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理论上，1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既是事实求是的典范又是事实求是的产物;2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世界其它国家的革命树立了榜样;3为中国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启示意义。

答案：

解析：

正确答案：
(1)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Q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它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制度条件。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段基础和群众基础。
(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它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4)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

参考答案：

自汉代至清初，丁税主要以按丁征收为主。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者流亡迁徒，或者隐匿户口，因而使封建国家无法掌握人口实数。清初以前，我国人口始终在五、六千万之间，显然是在这种政策之下，人口不实和人口增长缓慢的缘故。清康熙年间，开始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决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亦不增加丁税。
第二步是逐步实行地丁合一，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是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还将其它赋役也合并到田赋中征收。这样，田多的人丁税负担就多，田少的人丁税负担就少，无田的人则不负担丁税。人民不必再有添丁添税之虑，不必再为躲避丁税而逃匿，因此有利于人口统计和人口增长。地丁合一之后，人口数字急剧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一亿七千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四亿一千万，这显然是人口得实、人口统计比较正确以及人口增长加快的结果。

参考答案：

（1）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英美列强强迫清政府在租界设立的特殊司法审判机关，实际由外国人控制，主要负责华洋混合案件的审理。
（2）租界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领土上划定的本国势力范围。1845年，英国通过《上海租地章程》（又称《第一次地皮章程》）首先在华设立。此后美、法等各国相继设立。1863年.英美联合将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租界内设工部局和巡捕房，取得了租界内华人违警事件、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审判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英国分别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领事裁判权，正式确认外国领事可以参与对中国人的审判。在此基础上，186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在租界内设立审判机构，名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1868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国领事签订《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按照协议规定，会审公廨管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等案件，凡牵涉有约国洋人必须到案的洋华诉讼，无约国洋人与华人的互相诉讼以及被外国人雇佣和延请的中国人的诉讼，外国领事均有权参加会审。会审公廨的经费由中国政府划拨，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但实际上完全被外国领事所把持。会审只是空有其名，审判的主动权也几乎被国领事所控制，中国官员大多是象征性的陪衬。会审公廨起初仅在上海出现，不久，又从上海扩大到厦门等开放口岸。
（3）会审公廨的出现，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是晚清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