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选题《白鹿原》的作者是（）。A 古华B 陈忠实C 张炜D 王安忆

参考答案：A

正确答案：陈忠实

参考答案：《白鹿原》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法制和礼俗化的农村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凝重深厚的社会历史画卷。小说从文化史诗的角度，透视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深刻裂变，表现了民族文化的正面和负面的方方面面，写出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复杂，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小说保持了历史过程中某种混沌的状态，来状写传统宗法文化和白鹿原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复杂，赋予作品凝重、苍茫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命运悲壮感。

正确答案：贾平凹

参考答案：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在陈忠实笔下，历史不再仅是一部单一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不在仅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和心灵史;历史的主动性不只在社会政治层面展开，也在人性和人的心理层面展开。历史已不再是哪种清醒而理智的存在了。因此，小说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一)阶级斗争模式已不再是作品的主线。在以往的同类题材创作中，几乎都是一贫苦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作为情节主线，但在《白鹿原》中却不是这样。鹿三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贫苦农民，但这个给白嘉轩作了三十几年长工的雇农，却对白嘉轩忠心耿耿，毫无对立之意。反倒是原本一个祖先的白、卢两家地主之间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据说白鹿村原名侯家村，因种鸦片而繁荣，他们是传说中的“白鹿”为吉祥物。于是，老组长便将老大一系改姓白，老二一系改姓鹿，两族和为一个祠堂。白、鹿两家几十年的争斗、恩怨，主要不是贫富的对立，而是仁义与不仁义的纷争。
(二)对地主子女人生道路的描写变得十分复杂。在以往的小说中，父辈的好坏往往决定、影响着子女人生道路的抉择，农民阶级的子女大多具有天生的革命性格，地主的子女差不多都反动。在《白鹿原》中却不再是这样。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是个中学老师，很早就加入共产党，是党的领导干部;次子鹿兆海加入的是国民党，后来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白嘉轩的张子白孝文，因与小娥通奸，失去了族长继承权，后来痛改前非，当上了保安团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加入共产党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牺牲了。穷人的子弟黑娃，在给地主家当长工时，与地主的小妾相爱，不顾族人的纷纷议论，两个人顽强地生活下来，尔后他又率众造反捣毁了祠堂，当了土匪后还在为地下党工作……。这些人物的人生抉择，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一切都似乎是那样偶然。
(三)群众斗争的历史，呈现出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小说中，从清末民初到全国解放，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白鹿原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家族的争斗，几乎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先是督府的课税引起了“交农”事件，其后是奉系镇嵩军与国民革命军的你争我夺。当事态演化到国共双方的分裂与对抗之后，白鹿原就更成了谁都不能安生、谁也无法逃避的动荡漩涡：农协在“戏楼”上镇压财东恶绅，批斗了田福贤等乡约;乡约和民团反攻回来后，又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不屈的贺老太;尔后，当了土匪的黑娃有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不断深入到家族、家庭，白、鹿两家的子女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这些荷枪实弹的抗争，连同白嘉轩与陆子霖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白鹿原变成了他们逞强、斗狠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成了他们你争我夺的“鏊子”。而在这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些人的本性被扭曲，一次次地陷入人性的误区，而另一些人则被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真、纯洁的白灵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对党赤胆忠心，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潜伏特务，被自己的同志“活埋”;身为国民革命军营长的鹿兆海在进犯边区时身亡，却被当成抗日烈士厚葬;黑娃在解放战争中策划起义，立了大功，却在半年后被当了县长的白孝文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白孝文混进个革命队伍后，一直三心二意，阴险狡诈，却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在这里，革命和非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演化为白鹿原式的“闹剧”，而裹挟其中的人们也因种种因素所构成的阴差阳错，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向了与自己本义和本性相背离的反面。这样的历史书写，是在以往的作品中看不到的，而这些恰恰是《白鹿原》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成功超越。

参考答案：小说《白鹿原》是陈忠实1993年出版的著名长篇小说;小说以白鹿原的白家和鹿家为叙事主线，描绘了一幅从大革命、抗日战争到三年内战贯穿五十多年变迁的历史画卷;在政治斗争的历史表象背后，小说揭示出真实复杂的人性、家族伦理的传统文化观念，称得上一部民族文化的寓言;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等奖项;2012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