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的研究取得许多成果。梁启超在其研究领域对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下列著作不属于梁启超的是（ ）。A.《中国史叙论》 B.《清代学术概论》 C.《中国史纲》 D.《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繁荣发展

中国的史学很早就产生了，但研究史学发展过程和规律的专门学科即中国史学史的产生却不到百年时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史学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
　　
　　中国的史学很早就产生了，但研究史学发展过程和规律的专门学科即中国史学史的产生却不到百年时间。中国史学史在20世纪20年代由梁启超、朱希祖等人初创，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初步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如有自己的学科基本理论和成体系的专著、在高校设有专门课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史发展的良好势头被打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史学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尹达、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南开大学的杨翼骧等史学家的带领下，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始恢复性发展。他们首先在各自的单位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有的在所在高校设立了本科专业课。接着，他们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部高质量的中国史学通史。在白寿彝主持下，原本简单的《史学史资料》升级成为公开出版的《史学史研究》杂志。此后，白寿彝还撰写《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吴泽主持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1984年）等。杨翼骧则致力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的编纂。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成为日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镇。此后，大批学者承前启后，迅速展开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推出了许多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史学史学科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一些学者关于《史记》的研究、《资治通鉴》的研究、儒家经史理论的研究、汉魏六朝史学的研究、朱子史学的研究、明代史学的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20世纪史学的研究、近现代史家的研究、中日韩史学的比较研究等都各具特色。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传统课题持续受到关注。如史官制度、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私家史学、正史、野史等依然受到关注，一直不乏重要研究文章。但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课题的研究并非一循旧章，而是有许多新的见解。二是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尤其注重思想、思潮、学派等。如把史学家群体以地域、时期、思想等分成流派，对乾嘉学派、浙东史学派、战国策派、疑古派、食货派、南高史地学派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三是研究对象涵盖古今，尤以近代为主。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已超过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关注，从整体上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著作就有十余部，关于具体史家、史著的研究则更多。同时，还出现了以一个时期为范围的选题，如五四时期的史学、抗战时期的史学、延安时期的史学等。四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后来居上。近年来，关于侯外庐、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传记陆续出版，这些史学家的著作也重新出版。凭借蔚为大观的学术成就，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机构不断增加，专业期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学术交流也在不断加强。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正视问题，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一是重视人才培养。当前，从师资方面看，高校里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从生源方面看，选择中国史学史作为专业的学生也不够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创造条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二是深化基本理论研究。基本理论的完善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是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基本问题。目前，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不少分歧，需要不断深化研究，进一步形成共识。三是拓宽研究领域。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进行再深化，现在已经有学者对学科专门史进行总结和研究。民族史学史、文学史学史、哲学史学史、宗教史学史、民族史学史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尝试，但要真正将其纳入史学史学科体系，还需进一步努力。四是加快史料整理与出版。目前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史料发掘和整理工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但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对相关史料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尽快挖掘整理出版新的史料仍是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