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1)政治的秩序意识。秩序意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所谓秩序,既包括政权产生、政府运作、法律体系、礼乐观念等官方政治运作手段,亦包括宗法制度、婚姻形态、道德准则等家庭行为规范等。中国文化受儒家学说影响甚深,儒家学说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政治运作模式,对国家而言,实行礼乐与法律相结合制度形态,从内到外建立起教化手段和管理手段;对个人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道路,将个人的价值消融在国家社会的需要之内,从而形成相对稳固的学说体系。
(2)经济的互惠意识中国文化从形成之初到明朝中叶,一直以农业、养殖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长时期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分工、分配和消费模式的相对稳定,并形成了重农艺抑商、重生产轻贸易的经济意识。确立于这种形态下的贸易观念,高度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并将互惠互利作为基础准则。现代工业是以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为特征的。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既要参与到全球的经济贸易中,又要在区域内形成更细密的协作机制。由于中国工业起步较晚,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其经济布局尚未完成,经济结构有比较雷同,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仍在进行,内外贸易交往秩序尚未理顺。例如中国大陆工业化过程刚刚开始,内部开放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内部互利互惠的贸易规则尚未确立。作为全球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内部经济结构失衡、贸易规则失范必然制约着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质量,加上过多依赖手工业、加工业产品的出口,也影响着其参与国际市场的效益。中国必须重申互惠意识在市场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必须建立起行之有效得贸易秩序,既要确保国内市场秩序的健康运行,又要按照区域合作和全球分工,建立起诚实、守信、公平的国家贸易理念,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市场的开放,而不人为设置障碍,影响到国家整体参与全球贸易的进程。
(3)社会的和谐意识。中国文化将和谐作为社会建构的最高追求。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礼乐精神。中国礼乐精神的实质,就是建立起既能“和同”又“别异”的理想文化形态,通过规范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确立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共处。对社会“和谐”的崇尚,既强化了族群、社会的认同感,又有助于促进民族的整合,建立起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社会秩序。中国能够长时期的保持。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也使其国家能够相对稳固,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族群冲突,这是其正面性。但这种和谐意识,是先家族而后国家,先集团而后社会,其和谐尺度成波心状向外延伸,这很容易导致家族利益、集团利益至上,而忽视公平和效率;容易导致权威意识,而忽视普通个性的发展;容易强调妥协而忽视原则。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这种和谐意识常常成为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桎梏,从而迟滞历史的发展。
(4)兼容意识中国文化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作为结果,这是其充分吸收其他地区文明逐渐形成的。如中国在战国时期赵国借鉴胡人服饰而建立骑兵;汉魏隋唐时期,充分吸收西域音乐而改造中国传统音乐;唐宋时期,吸收并改造印度佛教思想形成具有中国传统的禅宗;元代兼容少数民族艺术形式而形成杂剧等。中华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一直以兼容姿态出现的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主体性问题。此前中国文化兼容其他文化,往往是以自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的成分,甚至同化外来文化。但由于近代中国由于科技、经济的落后,中国学者对传承了几千年的自由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怀疑的心理,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迷失了自我,或认为传统的文化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而主张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或过分推崇自有文化,试图神化古代。尽管在理论上能够强调意识到对传统文化能够批判继承、对外来文化要区分吸取,但在操作上往往执于一端,难免偏颇。文化交流的多向性、层次性也要求我们抱着馈赠的心态,与其他文化展开交往,寻求各种文化中相同的、相似的价值体系作为沟通的基点,把那些能够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地域的文化内容,作为沟通的桥梁,取得认同,达成共识,提高文明之间的互信。在此基础上,寻求各种文化中的独特的、能够弥补其他文化缺失,或能够为其他文化提供借鉴的内容,以一种馈赠的意识进行交流。尽管文化产品是有产权的,但文化意识却是可以共享的,中国文化必须自信自有文化在秩序建设、经济整合、群体融洽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极,参与到全球文化的对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