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双方离婚后，男方因怀疑儿子井非自己亲生，遂私自带着儿子到某司法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鉴定结论为：男方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男方起诉到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已支付的抚养费，并出示了鉴定结论。女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不申请重新进行亲子鉴定。男方提供的亲子鉴定结论可以采信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女方在登记结婚时虽然未达法定婚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方早已达到法定婚龄，由于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双方的婚姻属于有效婚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男方在已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登记结婚，与他人的婚姻当然应属无效以未达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如果申请时双方当事人未达到法定婚龄，则当然应认定属于无效婚姻；如果申请时双方当事人均已达到法定婚龄，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可以认为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存在阻却事由，从现实状况判断已经属于合法有效的婚姻，不能再主张宣告婚姻无效。也就是说，无效婚姻的判断标准，应以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的状况为准。因为缔结婚姻时的实际状况如何，一旦经过一定期间，当双方已经具备法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就不能再用以前的无效事由来对抗已经合法有效的婚姻。
一方或双方在结婚当时虽未达到法定婚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双方均已达到法定婚龄时，即不应再以过去的违法行为作为现在确认婚姻无效的原因，这绝不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而是出于稳定婚姻关系的现实考虑虽然该婚姻在成立时存在要件瑕疵，但“婚姻”本身却是一种既存的社会事实，当事人有夫妻共同生活的实质，基于该事实已经形成的各种婚姻家庭关系对双方、子女、家庭乃至社会都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故在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时，不能再宣告婚姻无效。承认婚姻无效制度中的阻却事由也充分体现了对个人私权的尊重。如《日本民法典》就规定了不达适龄者的婚姻在达适龄后不得请求撤销；《德国民法典》对不适龄婚、重婚也作了承认阻却事由的规定。
2001年4月28日修订后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由于对婚姻法关于无效婚姻条文的理解不同，出现了近乎“荒唐”的判决，即已结婚30多年的老夫老妻，仅仅因为办理结婚登记时女方未达法定婚龄，而被法院宣告为无效婚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理解上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就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专门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合理、合法，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该规定明确了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消失后婚姻可以转化为有效婚姻，反映了对无效婚姻的态度从侧重于法律的制裁性和严肃性，转变到侧重于法律的现实性和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自行委托鉴定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产生争议的专门性问题委托专业性的检测机构或关专家进行检验、评价与判断，从而为争议向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而从事一项活动。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并未限定当事人不能自行委托鉴定，鉴定结论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当然，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在有关否认亲子关系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带着子女到鉴定部门做了亲子鉴定，对方只是不予认可鉴定结论，却又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同时又没有申请重新鉴定，人民法院可以对一方提供的亲子鉴定结论予以采信。

亲子鉴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原则上应以双方自愿为原则，但如非婚生子女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有相当证据证明被告为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且非婚生子女本人未成年，亟需抚养和教育的，如被告不能提供足以推翻亲子关系的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可推定其亲子关系成立。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隐瞒真实情况，另一方受欺骗而抚养了非亲生子女，有人称之为“欺诈性的抚养关系”。受欺骗方离婚后给付的抚养费，可以要求对方予以返还。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出的扶养费，有人认为，因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夫妻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所有，无法计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到底支出了多少抚养费。虽然受欺骗的一方没有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但另一方对子女有法定抚养义务，其有资格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支出费用来抚养亲生子女。就如同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父母需要赡养，而另一方的父母已经死亡，不需要再尽赡养义务，恐怕不能得出一方无权用夫妻共同财产赡养其父母吧？鉴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对受欺骗一方婚后支出的扶养费不宜返还。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应当是在知情自愿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完全被蒙在鼓里，替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或母尽了抚养义务，离婚时又不能请求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支出的抚养费，岂不有失公平？双方在离婚时已经可以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于所支出的抚养费也能大致计算出来，酌情予以返还是比较公道的。

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代替孩子的亲生父亲履行了法定的抚养义务，男方得知事实真相后，当然有权利追索以前所支付的抚养费。从男方的角度来看，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对其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故其同时有权要求侵权者赔偿精神损失。杨立新教授认为，这种案件行为人的行为所侵害的，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是侵害亲权的侵权行为。配偶一方将本没有亲子关系的子女谎称为有亲子关系，使对方不明真相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进行抚养，最终的结果却是抚养了非亲生子女。进行欺骗的一方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使配偶的身份权受到侵害，构成侵害亲权的侵权责任。有观点认为，这种案件属于无因管理，因为存在没有法律的原因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这个事务就是抚养他人的子女。但无因管理必须是无“因”而进行管理，事实上欺诈性抚养关系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是有“因”的，即在他人的欺诈下，误将他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抚养，尽管是“误将”，但也是有“因”；有观点认为这种案件属于不当得利，被抚养人的法定抚养人当然是不当得利，但不当得利不能概括行为的性质，仅仅指出了行为后果的性质。我们认为，杨立新教授分析的颇为到位，只有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属于欺诈性抚养关系，是一种侵权行为，才能够正确界定这种行为的性质。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赔偿精神损失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并不一定构成“与他人婚外同居”的赔偿要件，即通奸生育子女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不能等同。而判决女方赔偿精神损失的依据应是《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