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主张兼重法治与人治的学者是沈家本。

沈家本认为“善法”和法的执法之人是实行法治的重要条件。他指出，如果执法者选用恰当，即使法令较严也能在执法中体现仁义的精神。反之，如果执法者不善，即使法令宽缓也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为此，他提出了“法贵得人”的主张，具体方法是：
（1）所有国家官吏，上至中枢长官，下至百里长吏，皆宜知法。
（2）司法官吏应具有专门知识。
（3）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设置培养法学人才的专门学校。

（1）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他认为实行资产阶级的法治主义，“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就能使国家强盛。他论述资产阶级法治主义的内容甚多，而且还夹杂着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①论法的性质和作用。沈家本沿袭先秦法家的说法，来阐释法的概念。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是衡量天下万事万物的一种客观标准。法律的性质和意义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用甚重而其义至精”。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和治国。他的思想己经超过了历史上法家法学家所能达到境界。②法随时变，“会通中外”。沈家本认为，法律应该随着古今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③法须统一、平等。沈家本针对清末制定新律之后，旧律并未废除，新旧参差，轻重互异，提出断罪之律必须统一的主张。④教化为先，以刑辅之。沈家本继承了儒家的法律和教育相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并结合世界发展的潮流，阐明了法律乃道德教化之辅的思想。
（2）“平恕”为审断之本。沈家本认为法律要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关键在于用法“平恕”，执法“得中”。他用度量衡的客观、公正性比喻用法必须公平。要想做到公平执法，需要有仁恕之心。从这种仁恕之心出发，沈家本还深入研究了中外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反对严刑重罚、用法从宽的思想。他认为要做到公平执法，必须依法断罪，反对比附。在由他主持制订的《大清新刑律》中明确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废除比附援引旧制，功不可没。
（3）“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沈家本深深懂得，有了好的法律，还要有好的执法人，才能推行资产阶级法治。他指出用人之法在于：一所有国家官吏，都应知法；二司法官吏应具有专门学识，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三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

沈家本既是清王朝中力图“变法自强”的谋臣，又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学文献的同时，还热心探索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他认为，实行资产阶级的法治主义，就能使国家强盛。他论述资产阶级法治主义的内容甚多，而且还夹杂着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
（一）论法的性质和作用
沈家本认为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是衡量天下万事万物的一种客观标准。同时也认为法律是人民生命所系的大事，决不可等闲视之。他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和治国。
（二）法随时变，“会通中外”
沈家本认为，法律应该随着古今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
（三）法须统一、平等
沈家本针对清末制定新律之后，旧律并未废除，新旧参差，轻重互异，提出断罪之律必须统一的主张。在适用法律时也必须贯彻统一、平等的原则。
（四）教化为先，以刑辅之
沈家本继承了儒家的法律与教育相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并结合世界发展的潮流，阐明了法律乃道德教化之辅的思想。

梁启超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坚持法治和人治不可偏废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只要人治的主张，认为人治的弊端重重。在中国人治是行不通的。其次，他也反对只靠法治。他认为人能制法，法不能自立；还认为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后有善治。坚持法治和人治相统一。